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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大講堂】賀娟:《黃帝內經》的當代價值

時間:2019-07-03 來源:中國中醫藥報3版 作者:賀娟

  作者簡介

  賀娟,博士、主任醫師,現任北京中醫藥大學中醫學院副院長。北京市教學名師。國家級規劃教材《內經講義》主編,人民衛生出版社研究生教材《內經理論與實踐》主編。所著《黃帝內經養生堂》一書于2012年,獲新聞出版總署與國家中醫藥管理局聯合推薦的首屆“全國優秀中醫藥文化科普圖書”榮譽。

  《黃帝內經》作為古代文化、思想與科學技術的集大成者,通天之意,明地之理,為中醫學建構了完善的理論體系,并一直規范、影響著中醫學的發展,被后世醫家譽為“至道之宗,奉生之始”“六經之《語》《孟》”。然而,當今時代,面對自然科學影響下迅猛發展的現代醫學,《黃帝內經》的宗主地位受到極大挑戰,界內外貶抑之聲時起,將其視為過時的、落后的、甚至制約中醫學理論發展的桎梏。在全世界中醫藥發展風起云涌的當下,《黃帝內經》的學科發展卻不容樂觀,其面對的直接問題是:各高等中醫院校內經學科的持續萎縮,后備人才隊伍的大量減少,科學研究的青黃不接,等等。因此,重新擺正《黃帝內經》在整個中醫藥界的學術地位,對中醫藥事業整體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筆者認為,《黃帝內經》對中國文化以及中醫藥的價值與作用,可以從四個方面進行闡釋。

承載踐行古代哲學思想精髓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醫藥學是中國古代科學的瑰寶,也是打開中華文明寶庫的鑰匙。”這是對中醫藥的高度評價。

  思想的豐厚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特征,這一特征賦予中華文化強大的生命力。從殷末周初的《周易》,到春秋時期百家爭鳴,形成了以儒、道、墨為主,學派林立、學說迥異、異彩紛呈的中國思想文化。對這些不同的思想文化,深究下去就會發現,雖然其持有的價值取向不同,如儒家主張積極有為、內圣外王,道家主張逍遙無為、道法自然,墨家崇尚兼愛等等,但因其思想的形成基于相同的文明背景,所以其思想從基點到指歸,有著根本性統一,這一共同基點即是對宇宙天地間生命、生機與生生不息的自然之象發生緣由的探究與思索,而共有的指歸,則是對這種生機活力的摯愛與維護。

  宇宙天地廣大無垠,包羅萬象。古人眼中,春秋遞遷,朔望更弦,日月星辰在流轉,山川河谷在奔騰,大自然無一處不充滿玄機與奧秘,作為思考的主體,他們無疑會更關注自身,并由此推延至自然萬物綿延不息的各類生命,這種充塞于天地間的鮮活生命無疑才是宇宙間最珍貴的,圍繞生命的認知無疑也是最具價值的,故從《周易》即言“生生之謂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到《列子·天瑞篇》之“天地含情,萬物化生。”《靈樞·本神》“天之在我者德,地之在我者氣,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方東美先生在《生生之美》一書中言“宇宙在我們看來,并不只是一個機械物質活動的場合,而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這種理論可以叫‘物有生論’,世界上沒有一件東西真正是死的,一切現象里都孕藏著生機。”“宇宙是一個包羅萬象的廣大生機,是一個普遍彌漫的生機活力,無一刻不在發育創造,無一處不在流動貫通。” 圍繞生命、生機、生息的思考,成為中華文化的主線,并構成了傳統文化核心范疇的基本內容:“道”是古人思考生命起源提出的概念(《道德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德”是生命維系的規范與品質(《易傳·系辭》“天地之大德曰生。”),“神”則是生命發生變化不可把控的力量(《荀子·天論篇》:“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不見其事而見其功,夫是之謂神。”),“中”是對生命發生之處的探究(《文子》:“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實于心,草實于莢,卵胎生于中央。”),“和”是生命發生前提狀態的描述(《國語·鄭語》“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仁”是生命的本性(《禮記》:“養之,長之,假之,仁也。”),“義”則是禁止對生命力的傷害(《易傳·系辭》:“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等等。其實,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道、德、神、中、和、仁、義等為核心范疇,而這些核心范疇,皆是以對生命的探索為原點,以對生命的呵護與維系為指歸,一切圍繞生命活動展開。

  哲學是關于宇宙自然本質的思索,具有抽象性和不可驗證性,而思想的生命力在于實踐。《黃帝內經》以解讀生命本質、維系生命健康、追求生命的最大限度延續為主旨,以生命健康與疾病防治為載體,將傳統文化與哲學圍繞生命展開的所有思想與理念凝練于其核心理論中,是將傳統哲學思想文化落地于具體實踐的典范,《黃帝內經》使這些傳統哲學思想在醫學實踐中得以延伸與拓展。如儒家崇尚但含有玄學意味、難以落地的“天人合一”思想在《黃帝內經》中有了最具體的解讀與呈現,《黃帝內經》將“天人合一”思想以人體生命在時空兩個維度都與天地自然存在相通相應的一致性進行闡釋,尤其是各種時間周期中,人體與自然皆存在同步性、同應性、通受性;儒家的“中和思想”在《黃帝內經》中不僅體現為“生命起于過用”的疾病觀,而且具體以“和于數術,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的養生法則踐行;道家的“道法自然”思想則以“五臟應四時,各有收受”的五臟應時理論以及“四氣調神”“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的養生理念進行了詮釋等等。

  所以,《黃帝內經》的理論與學術思想是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集中體現、延伸與詮釋,故唐王冰在《黃帝內經素問序》中言:“其文簡,其意博,其理奧,其趣深,天地之象分,陰陽之候烈,變化之由表,死生之兆彰。……誠可謂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矣。”《黃帝內經》承載并踐行中國傳統哲學的思想精髓。

歸真醫學理論本根

  從新文化運動起,近百年中國傳統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強勢侵入,西方的文化、思想、理念、思維方式,廣泛滲透在中國文化意識各個領域,其具體表現有三方面:一是西方自然科學理念的全面植入,并成為文化意識的主流,即認識自然界與人類生命的泛科學化;二是中國人思維方式的日益西化趨勢,諸如實證思維、邏輯思維、唯物辯證論等占據認識論的主流;三是對于中國固有文化、概念、學說的西方化詮釋。這種西化詮釋,在醫學上尤為明顯,其中包括以西醫學概念、知識解讀中醫學術語與理論,以西方哲學思想解讀中國古代哲學概念。誠然,文化是需要開放與包容的,開放得以交流,交流是文化的生命力所在,包容才可能使其更加強大。但以西方文化詮釋中國傳統思想與理論,并不屬于文化的包容與開放,相反,由于東西方文化本根與體系的不吻合,強行詮釋與植入反而會引起混亂,甚至丟棄我們自身的文化命脈。正如楊立華在《宋明理學十五講》中所言:“文化的包容有邊界,包容的底線,是不能失掉自己文化和文明的主體性,……文化主體性缺失、文化邊界模糊,我們就無法發現并維護自身的固有價值,無法真正找到自己的論辯邏輯。”

  如對中醫學核心哲學概念陰陽,目前學界即普遍存在曲解,由此引發中醫學界對其概念定義的混亂,從而直接導致中醫學理論體系內涵的模糊、解讀的隨意,也直接影響對中醫學理論嚴謹性的評價。這種混亂,具體表現為3個方面:一是陰陽概念的不統一。如幾家出版社出版的《中醫基礎理論》教材,對陰陽的定義各持一說。學苑出版社《中醫基礎理論》表述為:“陰陽,是對自然界相互關聯的某些事物或現象對立雙方的概括,并含有對立統一的內涵。”而中國中醫藥出版社《中醫基礎理論》則表述為:“陰陽,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一對范疇,是對自然界相互關聯的某些事物或現象對立雙方屬性的概括。”高等教育出版社《中醫基礎理論》則言“陰陽學說認為任何事物內部,無不存在著相互對立的兩個方面,這兩個方面的對立統一運動,是事物變化和發展的動力。陰陽,就是這兩方面的概括。”就陰陽的基本指向,有“事物或現象的對立雙方”,有“對立雙方屬性”,有“對立的兩個方面”等的不同,說明各教材對陰陽所指的基本定位是不同的。二是陰陽概念的不嚴謹。以上教材,在解讀陰陽的概念時,多將陰陽的內涵解讀為唯物辯證法中的對立統一規律,但僅僅以對立統一規律解讀陰陽,是無法對陰陽學說的核心內容作出全面完善解釋的,如陰陽學說之重陽思想即無法用對立統一解釋等等。三是陰陽概念不能自洽。按照目前學界對陰陽的通識性解釋,陰陽源自古人對自然萬物的觀察,即發現自然界所有事物中,皆存在相反相成的兩個方面,古人對這兩個方面的概括,即形成了陰陽的概念。如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十三五規劃教材《中醫學基礎》:“陰陽是古人在大量觀察、分析自然現象的基礎上,被抽象出來的泛指一切相互關聯著的事物或現象,及某些事物或現象所存在著的相對屬性。……陰陽對立雙方交感、互用、消長、轉化。”按照以上表述,如果陰陽是從自然萬物中抽提而來,陰陽普遍存在于所有事物,則陰陽學說的基本內容,應適用于具有陰陽定位和關系的所有對象,但事實是存在障礙的,如陰陽的消長、陰陽的轉化關系,在水火之間、雌雄男女之間,皆是無法成立的等等。

  反觀《黃帝內經》陰陽理論,可以發現,陰陽的概念,并非源自對自然界所有事物的觀察;陰陽的內涵也并不僅僅限于對立統一規律,而是存在體、性、用三個層面的涵義。首先,關于陰陽的起源,《黃帝內經》效法《周易》,以天地二氣作為宇宙萬物的起源,因此,其對陰陽的所有認識,皆是源自對天地二氣的抽象與總結。其次,就陰陽的三層內涵,所謂“體”,即陰陽具有實體性概念,這一實體,即是天地二氣,也是本體論的涵義。天地陰陽二氣交感互化,形成自然萬物,包括人體生命,此即《素問·六微旨大論》所謂“天氣下降,氣交于地,地氣上升,氣騰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變作。”所謂“性”,即是陰陽之理,包括陰陽的屬性、功能、關系與規律,而這些內容,皆是對天地的屬性、功能、分布、相互關系的總結與抽提。《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整篇的表述模式和基本內容,即是“天地——陰陽——人體應用”,而陰陽學說的所有內容,包括陰陽的屬性、陰陽的分布、陰陽的功能,以及陰陽的相互關系也只有在天地陰陽二氣中才成立。所謂“用”,即陰陽學說的應用,是陰陽作為一種思維模式被廣泛應用于對自然萬物和人體的認識,陰陽的思維模式包括二分陰陽、四分陰陽、三陰三陽等。在作為思維模式劃分、標定的事物中,被標定陰陽的事物,一般是擁有陰陽某一方面的屬性即可以歸類,但陰陽之間的關系常常是無法完整呈現的。因此,目前以對立統一解讀的陰陽,遠遠無法完整呈現陰陽的內涵,只有全面解析《黃帝內經》陰陽理論,才能準確把握陰陽的基本概念與內涵。

創新發展醫學理論

  《黃帝內經》構建起了體系化的醫學理論,為醫學經驗的傳承與發展建立了重要的載體,但這一體系,亦同時受到很多人的質疑,認為這個體系是不具有開放性的、僵化而機械的理論,這就喪失了科學創新的空間。

  如果對《黃帝內經》理論進行分解,我們可以分為事實性的經驗,與解釋事實的理論兩部分,而這兩部分,其實皆具有無限的科研與創新的空間。臨床經驗事實是現象,如何用現代科學解讀這些臨床現象,以及之前以解釋現象為目的呈現的理論性內容,即理論部分是否科學與合理,皆可以成為科研創新的命題,這些命題,都可以帶領我們進行科學探索。目前不斷呈現的重大醫學研究成果,其實都在給予我們這種研究的信心與希望。如美國科學家杰弗理·霍爾2017因揭示晝夜的生理機制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而“天人合一”正是《黃帝內經》的核心思想,這一思想揭示的就是包括日夜節律、四季節律、年周期等在內的生命周期規律;美國西奈山醫學中心尼爾·泰森于2018年3月在《Nature》雜志上報告發現人體內充滿液體的新組織—間質組織,并將之歸為一個完整的器官,認為間質組織起到輸布與均衡人體體液的作用。這一發現一經報道,即在中醫界引起嘩然,因為對這種間質組織的形態、功能的描述,恰恰與《內經》六腑之一“三焦”的概念吻合。近兩年在國內針灸界備受關注的“浮針療法”,系南京中醫藥大學符中華創立,因其臨床療效卓著傳播迅猛,而浮針所依據的理論恰恰就是《黃帝內經》中擱置已久、一直缺乏深入解析的經筋理論。浮針在軀體尤其是四肢肌肉處取穴,以肌肉硬結處為取穴點,以治療肢體疼痛類病癥最為擅長。而龍伯堅《黃帝內經集解·經筋篇》在解釋經筋時即言:“經筋聯綴百骸,故循絡全身,各有定位,雖經筋所行之部,多與經脈相同,然其所結所盛之處,則惟四肢溪谷之間為最,以筋會于結也。”無疑,浮針理論恰恰就是備受研究者冷落的經筋理論的應用。

  其它在近年中醫界影響較大的一些學說,如吳以嶺的絡病理論,實則是源自《黃帝內經》長壽理論中對氣血營衛循行的重視;火神派的崛起則是源自《黃帝內經》重陽思想;龍砂醫學以運氣理論為指導,將運氣理論應用于臨床,取得了很大成就等等。因此,《黃帝內經》有太多的生命現象與臨床事實值得我們用科學的手段去挖掘、去闡釋,這些皆會為我們的科學研究提供廣大的空間。

激活臨床治療思路

  《黃帝內經》基于古代先民豐富的醫療知識、又用哲學思想進行規范、升華建構形成的理論體系,因此,《黃帝內經》理論具有兩種最基本的品質:哲學性和實踐性。《黃帝內經》擁有豐厚的臨床知識,不僅其中300余種病癥的名稱、病因、病機、治療知識源自臨床,而且散在各理論篇章中的內容,也是其臨床知識與經驗的體現,因此,其對臨床有無限的指導價值。

  作為疾病認識部分的內容,如病因、病機、病癥部分,可以直接應用于臨床,發揮指導作用,如《素問·痿論》“治痿獨取陽明”的理論,強調脾胃在“痿證”治療中的重要性,在臨床上,不僅可以將其應用于肢體痿廢無力的重癥肌無力、進行性肌萎縮等病癥,而且亦可以拓展至萎縮性胃炎、萎縮性鼻炎、干燥綜合征等具有肌肉、腺體萎縮性的所有疾病,臨床治療這些疾病從脾胃著手,虛則補益脾胃之氣,實則清陽明之熱,皆有桴鼓之效。

  而作為哲學規范后的理論,同樣對臨床有極大指導作用,如陰陽思想中包含的重陽思想,五行思想中的重土思想,皆對臨床指導價值無限,等等。

  目前《黃帝內經》研究領域,針對《黃帝內經》理論應用于臨床的研究是所有研究中最豐富的,也是最容易挖掘的內容。

  朱熹《觀書有感》言“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黃帝內經》作為中醫學第一經典,不僅僅是中醫藥的根基與淵藪,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縮影,挖掘《黃帝內經》醫學思想與文化,不僅對發展中醫藥理論是重要的,對弘揚中國傳統文化精粹,同樣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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